引言

古籍修复工作可接触到许多的珍品孤本,从年代上看有民国时期、清代、明代甚至更早一些的,这些古籍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遭受自然、人为或其他各种形式破坏而流传至今,实属不易,甚为珍贵。

我辈应该好好珍惜,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它们,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一、明代破损古籍的修复

在古籍修复工作中,对古籍版本的鉴赏虽然是必修的功课,但是在实际修复工作中的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不会因为版本不同或者时代早晚而区别对待。主要还是根据其破损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修复方案。

古籍的修复原则

古籍的修复需要遵守以下原则:安全性原则,即从接收古籍到交还修复后古籍的全过程都要确保其安全,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当然,修复过程中的安全性也很重要,不仅针对古籍本身而言,还针对修复技术手法的安全性。

修旧如旧原则:

第一,要确保古籍原始的内容信息,即古籍内容信息的真实性;

第二,要尽量确保古籍原始的载体和外在形态形式,即古籍纸张的原始性和装帧形式的原始性;

第三,要尽量确保其他相关信息的原始性。

最少干预原则,即对古籍的修复操作始终要控制在最小范围。

第一,尽量保持最小的修补面积和最少添加材料;

第二,尽量减少重复操作书页次数;

第三,无特殊要求尽量不画栏、不补字。

可逆性原则,即修复后的古籍,因某些原因需恢复到修复前时,可以通过技术处理顺利地将修复材料从原古籍上取下来,且对古籍无损伤、无影响。

第一:修复所用技术手法可逆;

第二:修复材料可逆且不会对原古籍书页造成损伤和各种信息的干扰或影响。

可识别性原则,古籍在修复时需留下修复的信息,修复后与修复前有所区别,无论从整体看还是从细节看,都可以识别出所修复的位置。

古籍的破损情况

有了修复原则,在实际操作工作中就有了尺度和规则。然后是分析破损情况。

根据具体破损情况,结合修复原则,制定适当修复方案,修复方案经专家论证通过后实施。

古籍的修复步骤

修复步骤有:选配补纸,补纸的各方面性能要与修复原件性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修补破损,将虫蛀、缺失等破损逐一修补完整。裁剪余纸,将多余的修补裁剪整齐。

捶平,整册书修补完毕后,将修补的部位适当捶打平整。

衬纸,衬纸的目的是使古籍装订后更加平整和整洁,可采用单页衬、双页衬、错口衬等。装订成册,修补后的散页经过整理后按照原装帧形式进行装订成册。

如果古籍有污渍、酸化、絮化的情况,需要进行清洗、脱酸、加固等技术处理后再进行修补。

最后,为每部古籍量身定做函套,利于保护。经过修复的明代古籍基本达到了预期的修复效果,观之外表,古香古色,原汁原味,干净整洁,书口整齐划一,细阅书芯,修补搭口得当,书口平整,纸张柔软,恢复了字体版面的精气神,经过修复的明代古籍特点更加容易辨识。

二、明代书坊刻书论述

明代文籍兴盛,远超前代,我国的刻书事业达到鼎盛。明代刻书主要由官刻、坊刻和私刻三部分组成。

官刻,顾名思义是官方刻书,在古代,它是专门负责编纂、刊刻、印刷、发行书籍的官方机构,有很高的权威性,其刊印的书籍被称为“官刻本”。

坊刻,顾名思义是书坊刻书,书坊以经营和营利为目的,承接刻书、印书的业务,这样的机构出版的书籍称为“坊刻本”。

私刻,顾名思义是私人刻书,大多数是文人墨客刊刻的书籍,称“私刻本”。

明代书坊刻书的字体版式及装帧入

明初期,书坊刻书的版刻字体大有元版遗风,多作赵体,至正德年间,内府刻本都以粗大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为版式风格,因明代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

因而各地书坊版式风格趋同。

至弘治正德年间,社会腐朽,气息沉闷,李东阳为宰相主持朝政时,开启了前后七子之复古运动,文风变之又变,加之书坊大量刊印小说、戏曲、医书等各类书籍,致使出版量激增,因而明代中叶以后的刻版书籍制度与风格产生巨大变化。

版式与字体因复古而争相照仿宋版,以方字白口、鱼尾单双并行、左右双边为主要特点,形成与明初不同的风格。

万历以后,政权日渐衰弱,出现了白口长字、四周单边的变化,黑口偶尔有之,字体瘦长可以多刻文字、节省板材。

明代刻书,就鱼尾而言,弘治正德刻版有白鱼尾出现,至嘉靖年间有白鱼尾者颇多,万历至明末白鱼尾日渐稀少;就版心而言,俗称“花口本”的形式逐渐流行。

明初,书名大多刻在上鱼尾下方,且仅摘一至三字者为多;万历以后,刻入全书名或删去无关紧要字者占多数。

斋号在明中叶以后刻在版心下方者方渐盛行。就装帧而言,明初最流行的是包背装,至正德年间,逐步改成线装,至万历年间已普遍应用线装,占据了书籍装帧的统治地位。

明代书坊刻书的用纸与墨色

明代古籍多用白棉纸,嘉靖以前多见薄白棉纸,嘉靖以后多见厚白棉纸,也有少数古籍是用黄棉纸的,用竹纸的多为后印本。

万历以后多见竹纸,很少见到绵纸了。建本因地域原因,一概用竹纸。汲古阁本多用毛边纸、毛太纸,少数初印本用开化纸。

就墨色而言,较宋版之墨色如漆、开卷有书香,明版刻本已佳者罕见了。

采用麦调和烟煤制墨的墨料,成本大大降低,但易于脱落,满纸尽花,明末坊刻本往往见之,用佳墨者乏善可陈。

明代书坊刻书的特点

明太祖朱元璋的免税政策颁布后,极大地刺激了书坊刻书的发展,刻书地区不断扩大,机构不断增多,品类繁富,精粗不一。

《明代版刻综录》中记载坊刻机构有400多家,加上未录入的,全国实际有上千家不止。

值得一提的是坊刻小说类书籍,尤其是演绎史事的小说,浅显易懂,贴近百姓生活,满足了人们茶余饭后精神娱乐的需求,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市场需求量也越来越高,而官刻机构对于此类书籍不屑一顾。

这给坊刻机构创造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同时也为那些仕途不利,但确熟知史事又有想象力的文人墨客提供了另一条佳径。

因此,演绎史事类的小说很自然地成为当时书坊大量刻印的主要类型。明代书坊发展相当迅速,但有的坊刻

甚至有些书坊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在翻刻部分书籍时,随意抽减书中文字,校勘不严,出现错字、错篇,这也是明代书坊刻书的重要弊端。

明代书坊刻书的分布

明代各地售书业都很兴盛,其中金陵书坊、建阳书坊、杭州书坊的刻书最具代表性。

金陵刻书业发达,曾有书坊90家,主要聚集在南京三山街一带,距此不远是秦淮河,是官员、贵族聚居之地,也是南京最著名的娱乐消费区域。

建阳刻本历来在数量上堪称全国之首,入明以后更是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成为与南京同等分量级别的刻书中心。全国各地前来交易书籍的人也颇多,集市能开到每月6天,全国罕见。

建阳书坊不但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还采用了新兴的铜活字印书。

接着闽人又携活字版往江浙印书,在无锡印《太平御览》一千卷,一百余部,为江南人信服。与此同时,建阳书商还专营书版生产与销售,即利用本地云聚的刻工和廉价的木材雕刻书版,出售给他人。

建阳的书商为求降低成本,从装帧水准、纸张到编校,所出图书在品质方面往往存在较多问题,但另一方面,建阳的书价也最为便宜。

建阳书商出于牟利的需要,发展出了上图下文、伪托名人作序等通俗路线,故常为文人所诟病,但从市场占有率来看,在当时高于江南本。

明代的杭州书坊刻书远不如南宋为都城时发达,但也是全国重要的书籍交易中心。

当时的代表作品有杨家经坊的《天竺灵签》,蒋德盛武林书堂的《敬斋古今注》等。

明代其他地区的书坊刻书还有今天的首都北京,虽远不能与金陵、建阳相比,但也不乏优秀的代表作品,如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新刊全相唐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汪谅金台书铺的《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唐音》《武经直解》等。

苏州的刻书质量也得到当时文人的赞赏,有“其精吴为最”之说。

明代书坊刻书的成就与贡献

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行业的繁荣昌盛时期,印刷技术发展迅速,还发明了饾版、拱花技术,套印本和插图本也大量出现。刻版专用字体逐渐形成并被广泛使用,除雕版以外,活字印刷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木活字本、铜活字本成为明代古籍版本的一个特色,刊刻地域、规模、品种都有较大的发展和突破。从装帧形式上看,线装取代了以前的包背装,成为主要的装帧形式。

明代古籍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技术、刻书范围、民间书坊数量等方面都远远超越前代。无论如何,明代作为承袭宋元文风最为浓厚的朝代,其刻印书籍始终以典雅、优美而著称于世。众多的明版精品已经用事实证明,继宋版之后,明版刻书风景独好。